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领悟党中央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需要有历史眼光、务实精神和前瞻性思维。要把中部地区崛起放在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以及变化中考察,洞悉它的过往、现状和未来,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举措,把中部地区崛起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中部"的由来和"中部塌陷"的出现
我国建国之初,直到1985年,区域划分只有"沿海"与"内地"之分。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如何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分析。
从"七五"计划(1986—1990)开始,我国正式使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划分。这一划分的重要依据和意义,是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沿海省份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经济迅速崛起,显示了强大的能量和后劲。把沿海省份单列出来,采取特殊的举措如设立经济特区、升格一些城市的级别(副省级或计划单列市),赋予特殊的政策如给予更大的自主权,对更大力度推动全国改革开放是有益的。
当初国家划分的"中部"地区有八个省份,包括内蒙、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七五"到"九五"),东部地区乘势而上,成为全国经济高地,但全国的区域差距也逐步暴露出来。于是,从2000年开始,中央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副组长由时任副总理温家宝担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运作。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单设机构,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曾培炎兼任办公室主任,王春正、李子彬、段应碧、王志宝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大量"含金量"极高的扶持政策持续跟进。包括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开放、吸引东部投资、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内容,累计有20项之多。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2002年的统计:"三年来,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投资2600多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三分之一以上用于西部开发,达1600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约3000亿元;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6000多亿元","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国家在西部地区安排科技开发项目2100多个,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约200个,企业技术创新项目400多个"。据测算,1元政府投资平均带动4元社会投资。正是各类资金向西部的投资倾斜,推动西部地区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由此也带来三个问题:一是中部地区阵容收缩。西部开发的政策吸引力实在太大,内蒙、广西两省份要求加入西部阵营,获得中央批准。这样,西部阵营扩大了,由10家变成了12家,中部版图缩小了,由八家减为六家,影响力自然也减弱了。
二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困境显得更突出。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一五"时期我国156个重点项目,58项在东北。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广东省经济总量只有辽宁省的80%,到了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矛盾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陷入困境。1998年,东北大批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甚至破产状态。200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总量仅有广东省的85%。于是,中央于2003年3月启动"东北振兴"战略,将东三省单列,形成了现在的"东、中、西、东北"四个板块的区域格局。
三是中部地区发展速度被西部超越。中部各方面条件优于西部,但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衬托下,中部发展逐步式微。根据统计资料,2001-2003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9.8%、20.3%、21.3%,逐年提高,中部分别为22.3%、22.2%、21.6%,逐年下降;2001-2003年,东部国有及规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0.5%、71.2%、72.5%,一路走高;中部的比重分别为18.2%、17.8%、17.0%,一路下滑。"东西夹击"下的"中部塌陷"不言自明。于是,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崛起"是以"塌陷"为前提的。但"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推进力度迥然不同。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12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小组成立,于次年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首任组长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组长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担任,小组成员单位涉及26个相关部委。十七大后,2008年12月,国务院对"振兴东北"小组人员进行调整,组长仍为温家宝,副组长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小组成员单位由29个部委组成。
"东北振兴"财政政策支持方面。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资金第一批100个项目,总投资610亿元。2004年进一步实施国债资金第二批项目,加上2003年项目,总投资达到1089亿元。2003年启动东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2005年初,国家发改委下达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重点项目63个项目,其中东北地区有40个项目,总投资规模68.97亿元,其中东北地区44. 07亿元,占总投资的63. 9%。
"东北振兴"金融政策支持方面。截止2004年底,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在东北三省核销股份制改革中损失类资产340亿元,剥离可疑类贷款500亿元。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东北地区共核销600亿元不良资产。
2004年3月,国务院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但直到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才出台正式文件。期间,没有类似对西部和东北那样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没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那样"热火朝天"。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认识有分歧,一些很有影响的专家认为,中部没有什么大问题。二是中部只有六个省,影响力远不及西部。三是,中部发展虽然不温不火,但毕竟没有东北那样的严重社会危机,似乎没有到不得不"救助"的程度。
就认识上的分歧而言,是会影响中央决策的。如著名的地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长陆大道公开宣称:"中部不是问题区域"。他说:"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我认为都是针对问题区域而言,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贫困地区属于问题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但是中部不是,即使提出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全国性的,并不是中部、中原地区独有的。"(2005年5月24日《大河报》)
陆大道是地理学大家,但地理学界所谓"问题区域"概念本身就有很大局限性。本人2005年7月5日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的文章《中部不是"问题区域"吗——与陆大道院士商榷》,针对陆院士的高论,提出了不同观点。
本文认为,中部是不是"问题区域",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中部六省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占28.1%。可以从一组数据看中部六省的发展现状。一看经济增长。2001-2003年,中部六省GDP年均增长分别低于东、西部地区1.8、0.4个百分点;1980年,中部六省人均GDP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88%,1990年下降为83%,2003年下降为75%。二看对外开放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海关出口总额206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4%,实际利用外资总额75.12亿美元,仅占全国的12.4%。三看地方财力。2003年中部六省财政收入共1440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中部六省每人创造的地方财政收入为397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2.1%。四看居民收入水平。2002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地区低183元。2003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72元,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东部8个,西部2个,没有中部省份的踪影。五看社会事业发展。以河南为例,2004年河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6%,全国为19%,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全国为1:7,河南为1:27;河南人均文化事业费连续18年居全国倒数第一;2004年,全国人均卫生事业费为34.5元,河南为16.1元,连续12年居全国最后一位。事实表明,中部目前是"问题区域",而且"问题区域"的"区域问题"相当严峻,说"中部塌陷",并非危言耸听。
本文指出,中部最严峻的"区域问题",当属"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并非中部所独有,但中部的"三农"问题的确非同一般。第一,农业的特殊地位非其他地区可以比拟。2003年,中部六省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1/3;粮食产量12557万吨,占全国的1/3。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中,只有中部和东北地区被定位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商品粮基地和粮食主产区建设。而现有的全国8个粮食大省,5个在中部,中部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量明显多于东北地区而居于首位。近年来,中部净调出的商品粮占全国的50%,2004年,全国粮食增产的56%来自中部六省,夏粮增收的40%来自河南。这些说明,中部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意义重大。第二,农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最为明显。中部地区的基本特征是农村人口多,2003年农村人口比重占7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7.7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农民收入水平很低,2003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3%,六省中没有1个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元、500元。第三,产粮大县的陷入"种粮悖论"。中部不少产粮大县同时也是扶贫开发重点县,在为国家默默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凸显出种粮的尴尬。以河南商丘市为例,该市所辖6县均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每年提供的商品粮达15亿斤。然而在2003年河南省109个县(市)综合实力排序中,商丘有5个县位列最后10名,20年前就存在的"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窘况依然如故。第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比较薄弱。2003年,中部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4%、93.5%和38.9%,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2%。
本文指出,中部为什么成为"问题区域"?类似"三农"这样的"区域问题"又如此严峻?这恐怕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定的相关性。一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政策。譬如财政政策,1988年,规定河南上解基数16亿元,广东为14.13亿元,山东为2.89亿元;到1990年,河南财政收入89.5亿元,广东150.6亿元,山东123.8亿元,但河南的上解数额仍高于广东和山东。据统计,分税制实行10年来,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五省每年向中央上解98.94亿元,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拮据。二是某些现行政策对中部不利。譬如支农政策,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1/10,夏粮占1/4,但2005年国家给河南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仅为3.7亿元,只占全国的1/30;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乡村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不一样,中部共有50万公里乡村道路需要改造,国家支持改造43万公里,每公里补助10万元,而西部需要改造的公路全部纳入国家补助范围,且每公里补助标准为44万元。三是导致的"中部塌陷"后果严重。据统计,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997年的31%下降到2001年的29%,同期西部由13%增加到14%,东部由56%增加到57%;中部地区人均GDP,由1997年相当于东部人均GDP的51%,下降到2001年的不到东部人均GDP的49%(48.9%);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997年的7.0%下降到2001年的5.6%,出口额由1997年的8.1%下降到2001年的5.8%;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2001年占全国的12.6%,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12.0%,虽高于西部的4.6%和3.6%,但增长率远远低于西部,从1997年到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增长率中部为1.5%,东部为2.9%,西部则高达6.5%。另据最近数据统计,2002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从全国已统计的30个省、区、市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
就"瘦身"了的中部地区来说,也有内聚力不够、"头领"缺失、难以集体突围有关。中部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而只是地理位置毗邻的"邻居"和"同路人",缺乏内在的经济关联性。在改革开放和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部难以抱团前进。湖南"向南",力争融入珠三角;安徽"向东",意在融入长三角经济带;江西早就提出要做上海的"后花园";山西则一直是服务首都经济圈的。只有河南、湖北两省"四不靠",苦苦支撑。另外,中部地区也没有长三角有上海市,珠三角有广州、深圳市、环渤海有北京、天津市那样的"头领"级城市存在,没有公认的"极核"。这样的区域,群龙无首,内聚力自然不够,由此也决定了中部地区不少省份"心猿意马",各自单打独斗,自寻生路。尽管期间有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这样跨省域的超大经济体,但相对虚拟,经济互补性差,其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总之,中部地区崛起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提高内聚力,是推动中部崛起重中之重的任务。
历史地看,在推动中部崛起过程中,中部地区有关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努力。需要记上一笔的,是中部地区六省政协,在河南省政协发起和策动下,时任河南省政协主席范钦臣同志主动作为,从2004年10月开始,成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研讨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专家参与研究,形成了研究报告。2005年1月,邀请六省政协领导在郑州举行商讨会,形成一致意见后,邀请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中部地区视察,争取支持。2005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到江西、湖北、河南进行专题调研,在武汉召开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座谈会;5月23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山西、安徽三省座谈会。全国政协视察团的视察报告,通过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批转,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同时,六省政协在5月25-26日,在郑州黄河迎宾馆召开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研讨会,形成《六省政协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建议》,在六省政协所提300多条建议基础上,修改压缩为30条,通过全国政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2005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批示"送发改委、国研室负责同志阅研",对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形成推动中部崛起的正式文件起到了"建言献策"的作用。 河南省政协及范钦臣主席为中部崛起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二、中部地区崛起的演进轨迹
(一)谋划酝酿阶段(2004.1—2006.3)
继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相继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后,如何谋划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中部各省探讨和关注的焦点问题。当时流传甚广的"中部塌陷"说、"中部边缘化"说、"不东不西不是东西"说等,充分反映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概念。
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005年3月,全国两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
2005年8月,温家宝总理亲临安徽、湖南,就中部地区崛起进行专题调研。
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河南、江西、湖北考察,就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发表重要意见。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中指出,江西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湖北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起到支点作用;河南要走在中部地区崛起前列。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总的看,这一阶段,中部地区崛起从民间呼吁进入到国家视野,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已进入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范畴。但中部地区崛起还仅限于概念和政府文件中,尚未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部地区崛起,尚处在谋划和酝酿阶段。
(二)实质性推进阶段(2006.4—2009.8)
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年10号文)下发,这是中部地区崛起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对中部崛起定位为"三基地一枢纽",提出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56条具体落实意见。
2006年9月,标志着中部六省合作成果的第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博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成为年度性中部盛会。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明确中部6省26个城市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以及243个县(市、区)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
2007年4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办公室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正式挂牌,标志着中部崛起的组织协调机构成立运营。
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及一系列后续的支持扶持政策,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三)深入实施阶段(2009年9月--2021年3月)
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2015年)》,为中部崛起勾画蓝图。规划从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重点地区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
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2010年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了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政策支持。
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目标、具体量化目标和一系列任务要求。
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 ) 。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2012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43号 ),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中部崛起,要推动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全方位扩大开放等新要求。
2013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
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发布,明确中部的定位,由过去偏重传统产业"三基地、一枢纽",提升为"一中心、四区"。"一中心",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四区",即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明确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8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有力指引了中部地区的发展。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强调要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动作和动向充分表明,中部地区崛起已进入深入推进时期,迈入加快崛起谋势跨越的新阶段。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2021年3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习近平指出,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三、中部地区崛起的前瞻与期望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是第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座谈会,对中部地区崛起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部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部是中国的重要粮仓。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有5个在中部。2023年中部6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2%。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部义不容辞。
中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部既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也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中部自然人文是无价之宝。要自觉加强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展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持久魅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中部"。
中部地区崛起,已经走过了20年历程。其成绩不容小觑,其经验弥足可贵。如何进一步提升中部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如何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挺起中部脊梁,如何实现中部地区与其它大的协作区联动互动,如何深入挖掘中部地区内在活力潜力动力,如何通过激活中部活跃中国经济全局,如何通过推动中部高质量发展撬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研究的重大问题。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新时期促进中部崛起任重而道远,其主要任务包括:要把中部地区放到整个国家版图中、放到新常态新格局中定位思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其他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衔接,更好发挥区位特色优势,积极融入和支撑国家发展大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中部是中国的中部。中部的问题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正视中部存在的矛盾、堵点和困难,中部才能奋起直追,挺起脊梁。中部脊梁挺起之时,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雄起之日。我们期待着!
2024年3月27日